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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定银行战略规划要合理可行，要能带领银行健康、有序地扩张。银行的发展规划，要基于宏观经济和公司自身状况两方面考量。从公司现有的经营情况出发，发挥优势项目与补短板，更重要的是增长速度要与宏观经济相匹配，才能让银行在不积累风险的情况下取得增长。

再次，相比常规政策，海外机构对改革开放类的政策极为关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表明了不断扩大开放的决心；另一方面，“十九大”以来政策落地的速度和密度明显提高。对于外资机构而言，扩大开放意味着有更多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渠道，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扩大开放首当其冲。

在“做大做强”的战略指引下，通过对过热的能源业投放贷款并从其他银行购买投机性贷款，大陆银行资产飞速增长。伊利诺伊州并非石油重镇，大陆银行一边在各产油区成立了销售办公室，联系拉拢石油产业客户，一边与诸多石油产出地的当地银行进行项目合作，拓宽了参与能源业信贷的通道。在70年代末，借着美国ABS、MBS等证券化产品起步的东风，大陆银行通过购买其他银行的信贷资产进一步绕开地域限制参与到能源行业之中。到1981年，大陆银行石油与天然气贷款额达到29亿美元，占到银行贷款总量的10%。

但大陆银行没有做好资产组合管理，其贷款集中度过高，放大了周期风险的危害。大陆银行在快速扩张的几年，没有对行业集中度进行有效管理。贷款发放完全跟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这就使得在特定时期，贷款会集中于某些过热行业，在大陆银行中则表现为70年代末贷款集中于能源业、航运业和房地产业。事实确实如此，在FDIC对大陆银行52亿美元不良贷款进行审查时发现，50%都是能源贷款，20%是国际航运贷款，20%是个人、公司贷款与债券、10%是房地产开发贷款。作为一家大型银行，大陆银行将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主要绑定到能源业上。虽然在行业繁荣时，大陆银行可以分得不少行业“蛋糕”，取得超越同行的经营业绩，但是在行业衰退时，市场就会对大陆银行的经营状况产生担忧。从佩恩广场银行事件开始，市场开始担忧大陆银行对能源业敞口过大，进而银行与同业间的业务往来也受到干扰，为之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我十分热衷于向各国领导人、向我的学生分享中国的哲理名言，这令人受益匪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我经常提及《老子》中的“上善若水”四字。我以“上善若水”寄语联合国的工作人员。2014年我写了一幅“上善若水”，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环球时报：您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也很多，能讲一讲感受吗？

3）中国能给美国的筹码不一定只是经济上的。例如，过去几天，朝鲜在核武器方面的妥协和发展重心放在经济领域的表态，对中美关系而言，未必不是好信号。海外投资者普遍关注的其它问题除了中美贸易摩擦，海外机构普遍还对以下几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比较纠结。